三国时期的货币战争

 

直百五铢

 

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魏蜀吴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货币战争，这场货币战争，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铸造“直百五铢 ”钱引爆的。

 

在古代的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地大幅度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名义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

 

《三国志》记载刘备初取巴蜀时，曾经因为军用不足而犯愁。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刘巴的部下便提出了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于是刘备铸造了直百五铢钱，直径约25毫米，重约6.4克，虽然重量仅有当时流通的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却是一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通过直百五铢大钱，用同样多的铜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三国志》记载说“数月之间 ，府库充实”，刘备通过通货膨胀政策迅速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

 

刘备的直百五铢对孙吴的货币经济造成了重要冲击，孙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汉代五铢钱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国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用来套购孙吴的战略物资以及民生必需品，长此以往孙吴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刘备咄咄逼人的通货膨胀政策引起了孙权的强烈反应，孙权跳过当五、当十、当百等面值，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两年后的赤乌元年（238）又铸造了大泉当千。随后两国不断升级加码，蜀汉方面虽然没有增加货币面值，但是直百五铢的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 克。孙吴方面也不示弱，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千，提高到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也不断对钱币进行减重，大泉当千最轻的不及4克，大泉两千最轻的不及6克。

 

大泉五百                            大泉当千

 

同一时期的曹魏地处北方，经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后，社会经济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乃至彻底崩溃了，虽然曹操、曹丕和曹叡都曾尝试恢复用钱，但都没有成功，政府的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上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变得非常小。

 

实物经济虽然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但却仿佛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而蜀吴两国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难以流通，民众普遍不满，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识时务的孙权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于赤乌九年（246）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回收，仿效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这时，蜀汉的通货膨胀政策就变成了独角戏，后主刘禅陆续进行了几次币制改革，虽然对币值进行了一定的修复，但是都难以持续，所发行的钱币减重得非常厉害，国力的衰退可见一斑。

 

货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各国政治、经 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发展变化。通过对魏蜀吴三国货币政策的观察分析，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三国在货币领域曾经有过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以及彼此势力的消长变化。三国最后统一于代魏而起的晋，单从货币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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